昨日，上世纪六十年代标志性作家浩然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厅举行，作协主席铁凝，副主席金炳华及陈建功，北京作协主席刘恒，作家刘庆邦，曹文轩出席了追悼会，由于浩然晚年在河北省三河市度过，并为当地的文学发展做了贡献，因此，很多农民都赶来为他做最后一程送别。铁凝表示，晚年浩然仍不忘为培养农村作者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值得所有当代作家尊敬。

　                             铁凝肯定浩然的文学价值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挽联里藏有作家八部作品的名字，“喜鹊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艳阳天，乐土活泉已圆梦，浩然正气为苍生。”铁凝很早就赶到了追悼会现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她说：“浩然是中国五六十年代很有代表性的作家，尤其在一个文化沉寂的时代里，我们这一代作家都对《艳阳天》印象深刻，他几乎整整影响了我们一代人。”当记者问她如何评价浩然的文学价值？在铁凝看来，浩然的作品虽然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但是他的文学语言清新质朴，笔下的形象，比如滚刀肉，弯弯绕，鲜活，有生命力。“我相信，他对乡土的眷恋是真挚的，深厚的。”铁凝说。

                              “文革回忆录”未出成遗憾

　谈到浩然，听到最多的感慨是，“他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从对浩然或褒或贬的评述中，能感觉到，浩然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成了一段历史时期文化标志的代名词。解玺璋在博客里写了一篇怀念浩然的文章，有三百多条留言，其中很多人表示怀念从收音机里听《艳阳天》的岁月，还有不少人说，读着《艳阳天》开始了萌动的青春期，批评的留言不足三十条。

　浩然的遗愿是最终没有写出“文革回忆录”，他曾说过写作动机，要“说清楚”自己“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解玺璋说：“可以看得出，那些批评他的大多不是从作品出发，而是指责历史漩涡里的他，可是，我相信，如果批评者真的读了那些作品，而不只是道听途说，应该就不会轻易地把一个简单的标签，比如‘他的文学价值远远小于他的时代意义’贴在一段无比复杂的历史身上。”

　在追悼会上，一些从河北三河赶来的农民泣不成声，大多说“他是一个好人。他真的是一个大好人”。最后解玺璋说，“试想哪个作家会把自己的时间腾出来给业余作者呢，但浩然做到了，而且心甘情愿，晚年他躺在病床上还帮他们改稿子。”(记者曹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