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英国]多米尼克·杰里内克Dominic Jellinek 译/谢 萌 

[编者按：1910年由英国皇家艺术协会在伦敦展出的中国艺术品，是这种内容的首次英国活动。尽管不是在欧洲大陆，这个活动也让西方人大开眼界：看见了鲜为人知的早期中国陶瓷和其它艺术品实物。1915年，又有一次类似的展出。1921年东方陶瓷学会成立，1964年东方陶瓷学会的杂志上刊登出布卢滋兄弟的讣告，哈瑞纳爵士在其中写到：“很多人尚不知道，这个学会，它发端于A．L赫瑟林顿（A．L．Hetherington ）与雷那德．布卢滋(Leonard Bluett)两人之间的讨论。”]

古玩的推销

1931年，达维斯街艺术厅里举办了一次非卖性的展览，1933年为此还出版了一个印数只有214册，带硬皮的目录，名为《明清的瓷器》。20世纪30年代早期，布卢滋兄弟在这个领域里已经树立起庄重的商人形象。1923年10月，《时报》评论说这样的展览是在达维斯街举办的第一次。

“在达维斯街48号一个安静的底层房间里，这个布卢滋商行的新场所，不久前刚从中国运到一些数量不多然而非常优质的早期中国陶器和瓷器。”

1925年，推销中出现了相当引人注目的东西。F·C 哈瑞森（Hrrison）这个私人收藏家，与布卢滋保持着很长时间的联系，他藏品中的一部分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期间里获得的，在目录的前言一开始就提到过：“现在展出的器物中，尤为出众的部分，正是博克瑟·赖辛在1899—1900年间收集到的。其中许多作为样品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被陈列在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里面。”

许多展品便是中国皇室器皿，其中一件后来考察出了它非常有价值，因为它弥补了一个知识上的空白。对这个目录编号22的器物，当初的描述如下：“一个八角形的哥窑花瓶（Ko Type），淡青色釉面格外浅淡柔和，瓶颈和肩部有露筋和浅雕。雍正时期。”

这个花瓶被卖给了著名的科学家和收藏家丹尼尔·豪爵士，价格17.10英镑。18年之后，这个花瓶再度出现在苏富比拍卖场，这一次就被准确地描述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官窑(Guan Yao)八方瓶”，它底部还带着清皇室存货标签。布卢滋商行用550英镑为藏家罗伯特C．布鲁斯买下它。又是11年过后，布鲁斯的藏品也进入拍卖场，这个官窑瓶便再次出现在苏富比拍卖人手里，这回它得到的待遇类似上次，照片也类似上次，结果，以2，400英镑价格卖给了约翰·斯帕克司。20世纪70年代早期，它又成为了日本藏家阿塔卡（Ataka）的藏品，到了1974年，用这个官窑瓶做彩色的插图出现在（法国）让·米歇尔·波德雷著的《中国陶艺》一书中。很多战前的展览都缺少在编的目录，尽管展示出来的许多器物正是刚由科林斯船长和其他在中国境内的供应商运抵英国，尚不为人熟悉。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布卢滋商行就制作这种带图的目录，一直做到这个商行最后的时间1999年为止，制作目录的传统整整延续了70多年历史。

1934年6月，布卢滋兄弟举办的展览象征着他们已经将这种形式改进了很多，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样。荷兰商人皮特·布德早在1924年就与布卢滋商行有联系，这次仅他个人，就提供了不下100件最新得到的器物给达维斯街艺术廊展出，取名为：“近期在中国境内收集的古陶器和瓷器——（海牙）皮特·布德先生提供”，器物从宋代陶瓷排列到明代宫廷瓷器，有德清窑的白瓷观音像，当然还有一组清代艺术品，今天我们还能在大英博物馆和坡西瓦尔·达维德艺术基金会的收藏品里面看见它们。不过，其中一件更有意义的古瓷当年却没有找到买主，以致多年之后，它仍旧停留在布德自己的手里。这个目录编号60的器物，1934年展出时被如下文字描述：“一个圆形大瓷盘，盘足下无釉呈淡红色，整个盘子是用釉下铜红来绘画装饰（釉里红），盘里画缠枝牡丹，有花饰为盘沿，盘外面则用花朵和波浪画边沿。直径有18英寸，出于15世纪。”

这个釉里红大盘当时标价55英镑，无人问津，与它价格相近的几个明代青花碗都顺利卖掉了。展览目录里面并没有它的配图，在《伦敦图片新闻》（1934年5月26日）刊登的由弗朗克·达维斯为这个展览做的评论里面，这个盘子也被冷落地不置一词，只有一个很小的图片出现。距那几乎40年之后，在1971年10月，年老的布德交给布卢滋一批东西代售。附上的清单一部分是印刷，一部分用手写（至今它仍在布卢滋行的文件夹里面）。在所有器物之前，清单第一件便是：“釉里红瓷盘，12000英镑”

这一回它果真有了买主，著名的外交官和汉学家约翰·阿迪斯爵士。这回交易的结果是老布德赚到纯利近12770英镑。1975年，大英博物馆接受了一批重要的礼物：元代的和明早期的陶瓷，赠送人是约翰·阿迪斯爵士，博物馆为此编出一份带有详细描写的目录。那个曾经没人要的釉里红大盘子，如今骄傲地出现在封面上。

20世纪20年代末，布卢滋商行编印的目录册设计得规格更大，采用黄色封面显得简洁醒目。1929年5月出版了这样的第一本，里面有部分器物是C．奥斯沃特·尼德尔的收藏，他去世后由苏富比卖出他的藏品。第二本黄色目录册是为1930年6月举办一场展览而印刷的，这个展览包括大量早期中国玉器，收藏者是一个中国人K．C王。下面有段目录前言的简单摘录，提到藏品的历史背景，：“王收藏的中国玉器，总计有527件，其中主要是继承了他的祖上遗留；而且，它们曾经是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吴大澂（Wu Ta—ch’eng清代道光年间的官员）用以研究玉器的材料，这位学者在1889年就发表了《对古代玉器图的研究》。（译注：即《古玉图考》）”

还有几本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展览目录，从1935年开始，布卢滋商行参加了在格劳斯文莱饭店举行的古董商活动；同一年，这个商行获得了著名藏家艾莫弗皮路斯部分藏品的代售委托。

战争停止了所有的展览文字印刷，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才有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到了20世纪60年代，古玩生意终于再恢复了活力，布卢滋商行于是重新出版质量精美，有丰富信息量的插图目录册。第一本出现是1960年，主题是中国的漆器。一组27件明代的器物，前言由哈瑞·加纳爵士执笔。后几年，有11件古典铜器也出现了，这些图片都登在不大的目录册里面，20世纪70年代有一批陶瓷和其它艺术品从一些收藏者手里出来让商行代为处理。第一批被分在两次展览里，一次是1971年的陶瓷器皿，第二次是古代铜器和玉器，在1973年秋天展览中出现。这些大批量的藏品是从1963年逝世的坎利夫先生那里委托的。这些展览也引起了收藏界很大的兴趣，多数的器物后来在日本找到了新家。

这些展览后面紧跟着便是从尤金和艾尔瓦·贝纳特以及著名的收藏家马萨恰舍特那里获得的藏品出售，从波斯坦教授那里获得的宋代陶瓷，从哈瑞·加纳先生那里得到的一组中国包括日本的陶瓷藏品。整个20世纪50年代，布卢滋还对伊斯兰艺术发展起自己的兴趣来。尤其是对10世纪到14世纪的中东艺术品。于是在1958年，布卢滋商行举办了一个展览，名为“9至14世纪的伊斯兰陶器——埃尔德雷德·希挈库克先生藏品”，一组包括71件伊斯兰陶瓷器物，其中的许多被布瑞斯通城市美术馆也展出过，展览是由莫蒂默·威尔先生开办的。由一批已经在伦敦站住脚的伊斯兰商人推动着，

布卢滋对伊斯兰艺术的兴趣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1976年，伦敦举办了一个伊斯兰世界戏剧节，有演讲，研讨会和展览等等。同一时候，布卢滋商行也举办了两次伊斯兰艺术品展览。一次是1976年4月，名为“杰尔加的发现（Gurgan Finds）”，那是从波斯靠近里海的杰尔加镇，挖掘出来的一批相当漂亮的陶瓷器物，接近100件被配上图示目录展出。但它们是非卖品，属于罗曼·阿迪斯和他家族的收藏。今天我们能在剑桥的菲滋威廉姆博物馆里看见它们。同一年的11月，又举办一场伊斯兰艺术品的展销会，那是一个不拘一格，多样类型，名为“伊斯兰书法和装饰艺术”的展览。布卢滋商行在50年代力图使经营风格多样化，还进入了另一个区域，日本印刷品以及其它艺术品。为此还举办了一组小规模的展览。一个在1956年，Tikotin藏品里的日本艺术品；多种形式的印刷，素描，字画，金属制品，漆器，纺织品和陶器，还有来自一个美国人收藏的器物，用彩色印刷做的复制。34个版本取自圣弗朗斯哥的藏家R E雷斯（Lewis）的藏品。几乎在30年之后，当柏林敦艺术俱乐部举办出一场规模甚大的“杰出的日本：1600—1868时期 东京的艺术”，几乎同时，1981年10月，布卢滋商行也举办了一场精挑细选的日本艺术品展览，这些展品全部来自日本，展览取名为“凿子，转轮和毛笔：日本艺术的杰作”。展出目录册上有23件器物配图，包括陶瓷，铜器，漆器和木雕，绣织品，它们中的多数最后被博物馆收藏。

20世纪80年代还举行了另外几场中国玉器和漆器展。1990年12月，布卢滋商行在达维斯街举办最后一场展览：来自穆菲收藏的中国玉器，以及从陈德坤教授那里获得的包括新石期时代一直到18世纪的77件中国玉器。